因为重金属污染，江西省9个市、18个县的41个自然村、大约2.2万人不得不进行“避难式”的搬迁。图为赣江一个排污口所造成的污染情景，令人震惊。

污染已是冰冻三尽，治理更非一日之功

一场涉及上万人的大规模迁徙在江西启动，此次搬迁是为了躲避重金属污染，江西为此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5月21日下午，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袁河街道办事处贵渔村村民胡老汉忙着把衣物、席子等物品塞到一辆三轮车上，“5月31日是最后的期限，否则政府就要强制搬迁了”。贵渔村处于新余钢铁和江西第二化肥厂等企业所造成的重金属污染区，村旁的河道完全被锈红色、黑褐色的工业废水填充。周边被要求拆迁的还有李家村、关家村、高岭村等5个村庄。

与新余市类似，鹰潭贵溪市的其桥村、苏门村、庞源村等村庄已经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目前实施整体搬迁，涉及搬迁人数达2万多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江西省共有9个设区市、18个县（市、区）的41个自然村，大约2.2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

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曾提出申报“美丽中国”试验区的江西省，正在通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污染土地生态修复等方式治理重金属污染。有专家预测，江西省为此将付出“少则2000亿元，多则上万亿元”的治理成本，对于经济欠发达的江西省来说，“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将成为一道难解之题。

避难式搬迁

因污返贫

越来越多的失去生存条件的村庄，被地方政府要求限时搬迁。

胡老汉告诉记者，他们将要搬去的地方是袁河小区、二化安置小区等，但目前他们还要自己租房一段时间，因为安置小区目前还是一片草地。在过渡期间，按住房面积，当地政府每月给予每个搬迁家庭每平方米2元的租房补助。

对于拆迁补偿标准，江西省政府确定的补偿标准是“每人4万元”。胡老汉家的房子一共有140多平方米，当地政府给出的搬迁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360元，胡老汉家可获得5万余元的搬迁补偿款，这与江西省的标准相去甚远。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贵渔村约有200人，当地政府要求村民在5月31日之前必须搬迁完毕，5月31日之后将断电、断水。

2012年和2013年，新余市确定必须搬迁完毕的村庄有9个，包括1144个拆迁家庭，涉及3051人；包括这些村庄在内，新余市将以重金属污染和农村污染名义整体搬迁的村庄多达39个，涉及11606人。此前，新余市已经把赵家村、西丘村等4个村庄的510户、1206人搬迁至远离污染重灾区的袁河新村。

包括已经建成的袁河新村在内，新余市计划投资10亿元建设二化安置小区、西丘赵家安置小区等，这些小区将安置受到重金属污染的望城港村委会、送桥村委会、岭泉村委会以及江西第二化肥厂家属区等20多个村，安置人数超过2万人。

重金属污染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当地居民安全的头号元凶。新余市环保局的资料显示，新余市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多达8.32万亩，主要是铅、镉、砷、铬、汞等重金属含量超标；仅2012年，新余市9家正常生产的重金属排污企业就向区域内的水体排放铅、汞等重金属超过40公斤， 2007年新余市工业企业的重金属排放量则超过80公斤，新余市制订的最新目标是，到2015年重金属排污量再减少20%。

此前，在江西省鹰潭市下辖的贵溪市，贵溪冶炼厂周边的其桥村、苏门村、庞源村等，大约有500户居民因为重金属污染搬迁到了较远的滨江生态小区，鹰潭市为此付出了3.4亿元的搬迁成本，当地政府官员直言“代价高昂”。

尽管如此，避难式的搬迁计划只让此前受到污染的村庄暂时远离了重金属污染区，但是污染现象并未消除。据记者了解，作为贵溪市重金属污染主要污染源的贵溪冶炼厂，因为是亚洲最大、世界前三的冶炼企业，也是当地政府的财税大户，目前还在正常生产。

江西省委政研室调研组认为，因为长期受到重金属污染影响，一些村庄的水质、土壤等生态系统已经不可逆转地遭到破坏，已经失去了人类生存条件，未来治理和修复的难度也非常大。比如，德兴市泗洲镇祝家村的河流鱼虾已经绝迹；乐平市名口镇戴村大约2600亩耕地上的农产品已经不能食用；萍乡市湘东区仓冲口村的年均人口死亡率高达5.53%，而全国平均水平仅为0.6%，当地适龄青年参军体检的合格率已经为零。

越来越多的失去生存条件的村庄，被地方政府要求限时搬迁。

对于处于重金属污染区的村民而言，生存环境恶化已经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现在还需要筹集搬迁费用，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影响人口多达200万

江西省94个工业园区投产的工业企业多达8010家，废水排放量多达7.25亿吨。

据记者了解，江西省大余县、进贤县已经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金属防治污染示范区，2012年获得中央财政1.59亿元专项资金，同时还获得6832万元，主要用于贵溪冶炼厂周边区域重金属污染等24个综合治理项目。

这些投入只是杯水车薪，曾经参与江西重金属污染调研的一位专业人士表示，以湖南省湘江重金属治理4000亿元的标准为参照，江西省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成本不会少于2000亿元，而且这个费用规模仅够村庄搬迁、污染土地修复等工作。

据记者了解，鹰潭市贵溪冶炼厂周边的苏门村、其桥村、庞源村3个村庄，搬迁预算资金为3.4亿元；新余钢铁厂区周边9个村庄的搬迁预算资金为6.5亿元，但为了搬迁安置，地方政府另筹资金建设了滨江小区、袁河新村等，新余市投入的实际资金超过了10亿元。

以新余市为例，在具体资金来源上，前期投入的资金中，地方政府通过运作土地筹集2.27亿元，新余钢铁厂出资0.9亿元，地方财政安排1.48亿元，区级财政以及街道办事处筹集0.99亿元，剩下的0.56亿元由村民自筹，自筹比例占到了9.11%。

对于处于重金属污染区的村民而言，生存环境恶化已经让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现在还需要筹集搬迁费用，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当地村民告诉记者，当地政府“拆一补二（自住一套，还可出租一套）”的拆迁政策看起来很好，但由于交不起其中的“差价”，很多村民只得自己租房，“因污返贫”在当地很普遍。

另一方面，为了控制重金属污染，新余市先后关闭停了仙女湖、孔目江、袁河两岸污染企业247家，另有33家企业签订了3年之内自愿关闭的合同，这虽然是治污之举，但是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因为关停这些企业，新余市每年将减少2.39亿元的财政收入，这从侧面加剧了当地政府的治污投入。

面对财政收入减少、治污支出增加的双重挤压，江西省各地纷纷将求救的目光投向中央财政。江西省发改委官员表示，江西省正在要求各地，尤其是18个农村污染重点区域，“积极开展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申报前期工作”，积极争取中央预算支持。

记者从江西省移民办获得的数据显示，2012年，江西省共搬迁35个自然村、1762户、6651人；对于依然居住在失去生存条件的村庄的村民，江西省计划每年搬迁6000~8000人，按照每人补助4万元的标准实施搬迁。由此推算，2012年江西省的搬迁成本约为2.66亿元，今后每年的搬迁成本将在3亿元左右。

江西省农业厅一位官员表示，该部门的监测结果显示，江西省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目前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相反呈现出继续恶化的趋势——污染面积增大、污染程度加剧、污染危害加大。

这位官员透露，在2011年末，江西省94个工业园区投产的工业企业多达8010家，废水排放量多达7.25亿吨；农田土壤当中的铜、铅、镉、汞等重金属的污染累积指数都大于1，有的地方甚至达到1.5，并且呈现上升趋势；在重金属污染区，对人类的主要危害包括农田污灌区扩大、食品污染、癌症高发等，“血铅”、“镉米”事件频频爆发。

全国政协副主席、江西原省委书记苏荣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也曾经坦承，江西省的重金属污染确实比较严重。

作为全国14个重金属污染防控省份之一，江西省的治理和修复工作早在2009年就率先开展，但目前的效果差强人意。

江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的调查数据表明，铜矿山废水是乐安河主要的污染源。江西铜矿山废水每年的排放量达到20496 104m3，其中德兴铜矿废水直接排入大坞河，废水流量占到河水流量的10%以上，河水pH值仅2.77，总铜为14.65ppm，全河长14公里水生生物绝迹。

江西省已经着手治理乐安河等地区的重金属污染问题，2012年已向国家发改委申报了5个备选项目，主要分布在乐安河流域和赣江的上游，影响人口多达200万。

事实上，江西省重金属污染治理起步较早。早在2009年，江西省委第一巡视组发现了贵溪冶炼厂周边存在3个重金属污染较为严重的村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当年就做出批示，“要采取措施进行治理，积极组织，尽快搬迁”。

据记者了解，最近几年，新余市、鹰潭市等尝试引进投资主体推进生态复绿，但在专业人士看来，这并不能从源头上治理重金属污染，“重金属污染对土壤和水体的影响已长达百年，种植苗木的修复效果有限”。

“污染源头难控”是江西省重金属污染治理工作的一个现实难题。记者在南昌市进贤县文港镇调查发现，这个有“华夏笔都”之称的小镇，云集3000多家制笔企业，每年制笔量多达17.5亿支，产值超过36亿元，这一串数字的背后就是富含铬、镉、镍等重金属的废水的大量直排。

GDP“魔咒”

“领导要GDP，我们能怎么办？”江西省一位环保官员抱怨，环保部门其实是“两头受气”，作为有限。

2011年，国务院批复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但环保部门并未公布具体内容。

国家确定的第一类重金属防控对象是以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等污染严重的重金属元素为主；第二类防控对象是铊、锰、铋、镍、锌、锡、铜、钼等。

国家还确定了5大重点防控行业，分别为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另外，还确定了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14个省区为重点治理地区。

我国重金属治污概况

江西省委政研室的调查结论显示，一些地方干部对污染治理有“三怕”：一怕引发村民巨额索赔、暴露农产品安全问题、激化搬迁矛盾等；二怕增加了新的负担、不愿“新官理旧欠”；三怕影响发展，担心会增加企业成本，导致企业出走、客商不来，经济增长放慢，影响政绩。

“三怕”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些地方官员对于污染治理问题能拖则拖、能捂则捂、能压则压，不敢直面矛盾和问题，“躲躲闪闪、遮遮掩掩”。

比如，新余市渝水区启动赵家村的整体搬迁就是打着新余钢铁公司技改项目征地的名义进行的，不敢以重金属污染为由搬迁；有些地方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进行整体搬迁。

记者在新余、鹰潭、德兴及赣州、九江等地调查发现，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招商引资”仍是首要任务，关停企业、治理污染的力度明显要弱得多。

比如新余市，虽然先后关停了200余家污染企业，但这些企业并不是污染大户，涉及重金属污染的21家重点监控企业当中，还有9家正常生产，这些企业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

“领导要GDP，我们能怎么办？”江西省一位环保官员抱怨，环保部门其实是“两头受气”，作为有限，“一方面环保部门不能强令企业关闭；另一方面，如果严格限制污染项目，就会出现招商困难等难题，一些项目在领导钦点之后依然能够通过环评”。

新余市政协专职副秘书长蔡小莲坦言，在重金属污染治理方面，除历史包袱重、源头控制难等问题之外，当地还存在监控能力差、执法监管难、部门联动难等问题。

针对江西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诸多问题，江西省政协已从4月下旬开始在全省重点区域进行了调研，有关调研报告及建议将在下月初向江西省委、省政府提交。“绿色GDP考核体系正是我们调研的一个重要方向，其中也包括生态补偿机制等。”江西省政协人资环委办公室主任曾荣君透露，全国政协也将在今年8月到江西调研，“绿色GDP”的问题将被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