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一场官方宣称耗资十亿元的土壤污染摸底战役在全国悄然拉开。

三年前，环境保护部一名副部长公开承诺：一旦结果出来，“将第一时间向新闻媒体公布”。

两年前，这场被称为我国有史以来最大、最全面的土壤污染调查终于完成，各界翘首期盼。

2012年的今天，纵然媒体和公众不断呼吁和追寻，官方调查结果仍未公布，甚至连调查过程也“犹抱琵琶半遮面”了。

更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学界及业界不少学者开始认为这项全国普查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难堪摸清土壤家底的重任。

这六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究竟是一次怎样的土壤污染调查？结果秘而不宣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苦衷？而中国真实的土壤污染状况，又究竟怎样了？

秘而不宣

三千多个采样点，一千多个日夜，150名科研人员像经过严格培训过的“特种部队”，将所辖土地分成网格化的点，采集土壤样本，拍摄照片，再进行样本分析统计，最终建立数据库和样品库。

这是6年前全国土壤污染调查中广东一地的情形。浙江省湖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工作人员陈江也经历了这一幕，他记忆犹新：“以前没有，我们很少做土壤调查。”

正是2006年夏天，《全国土壤环境状况调查总体方案》层层传达到各地环境监测站，要求监测人员利用GPS指引，严格按照4×4平方公里的网格化方式采样。

这场历时三年半的土壤污染调查，范围覆盖了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全部陆地。

依照预期，各地的调查结果将绘成一张巨幅的中国土壤污染图谱。其意义不言而喻：土壤污染调查数据是所有后续治理工作的基础。

业已取得的成果，从数字上说，也可称丰富，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采集土壤、农产品等各类样品二十一万多个，获得有效调查数据495万个，点位环境信息数据218万个，建成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库和样品库，组织完成全国总报告和专题报告，完成12项试点工程、18份研究报告和7部污染土壤修复技术指南草案。

但接下来的事让人意外。这份调查的最终结论却秘而不宣，图谱含糊不清。南方周末记者翻阅了六年间各省市组织调查工作的公文、汇报、阶段性总结，毫无所获。环保局、土壤所、高校、监测站……几乎所有和土壤污染调查有关的人员都避而不谈。

某些场合，探询调查结论甚至成为禁忌。2012年11月21日，南方周末记者参加北京召开的一次有关土壤调查结论的研讨会，会议却因为临时获悉有记者在场，而不得不草草结束，会场上关于结论片言难寻。

“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指导组专家、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自1994年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问题，他曾不止一次呼吁开展全国性的土壤污染调查和信息公开。因签署了保密协议，这位专家婉拒了对于调查结果的提问，仅仅透露，“结果其实没有那么恐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公开”。

“这场调查原本仅仅是作为一个科研项目，根本没有想到后来会引起社会那么大的关注。”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高胜达回忆道。

受访专家对是否公开和原因都莫衷一是。

“不公布的主要原因还是环境数据的敏感性。最终结果肯定是要公布的，但不知道是全部公开还是只是在系统内公开。”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宋静分析道。

多名受访专家表示理解保密的苦衷，在没有切实的处理办法和法规出台前，全国污染土壤状况一旦公布，将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担忧和经济损失。

“土壤的问题不仅是土壤，涉及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在这些问题都没想好之前，怎么公布？”高胜达也不赞成将这次调查结果公布。

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潘响亮则担心，这是一种数据壁垒。“全国性土壤调查工作量极大，得到的数据也非常可贵。不同部门在数据共享上是存在壁垒的，环保系统和科研系统并不是一条线的。”

采样不足，难堪重任

另一个更意外的情况是，公众翘首以待的调查报告，业内专家却普遍认为它的科学性存疑。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体方案中规定，采样密度为耕地8×8（单位km，同下），林地（原始林除外）、草地16×16，未利用地40×40。其中东部沿海省区耕地密度是4×4。

“采样的密度远远不够，国家规定是4×4，即16平方公里采一个样。这么大面积，能说明什么问题？”万洪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调研密度和取样数量直接影响到最终结论。因担心采样代表性不够，广东省在执行时曾把范围缩小为2×2，而四川省也对灾后重建区进行了加密采样。

资金不足也导致采样密度“做减法”。据一名专家透露，整项调查的资金并未到达公布的10亿元。该专家表示，10亿元设计由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各出资5亿元，但国土部门并未给足资金，“拖拖拉拉好多年（资金）都没下来”。这直接导致了原计划完成时间一再被拖延，一些省份迟迟不能开展调查。

一个佐证是，参与调查的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自动室主任郭庆荣回忆，广东省土壤调查预算原先是四千多万元，后因经费不足，减少为两千多万元，预计的4800个采样点也变为了3000个。

不仅如此，还有专家透露，一些省份因为地处偏远地带，地形复杂，采样难度大，基层监测站会更改采样地点，甚至报送往年的旧数据。这些都会严重影响数据准确性。

四川省环保局一名负责协调土壤污染调查工作的官员接到南方周末记者电话后，更是直言“调查没有真实地反映情况”。

“单个样品根本说明不了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一位专家解释道，像这种大规模、粗比例尺的土壤调查是不能反映农产品产地污染状况的。严谨的土壤调查对样品取样和检查都有一套详细的技术规定，这次土壤调查出于生态环境标准的考量，而并不能代表土壤里蔬菜、粮食的污染情况。对农田而言，土壤重金属超标并不一定导致蔬菜、稻米的重金属超标，不同种类的植物对不同种类的重金属吸收量并不相同。“我们应该考虑重金属在土壤里起作用的部分。而不是只看数据。”上述农科院专家强调。

“摆上桌”的土壤污染

质疑声甚至延宕到既有数据上。早在6年前，一个被官方公布的污染数据——全国受污染耕地约1.5亿亩，也屡遭拷问。不断有专家提醒，真实数字可能远超于此。这位农科院专家不愿置评：“我们连污染评估的标准都没有，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无论最终调查数据如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已是不容忽视。2012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曾透露这次历时六年的普查的整体结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桌上的。”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总工宋云说。

没有最终数据，部门专家们只能用碎片拼接大致图谱，他们一致认可的是，南方比北方严重，重金属污染是土壤的头号杀手，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重金属污染越严重。从我国西部（成都平原）向中部（江汉平原），至南部（珠江三角洲）地区，重金属污染呈逐渐加强的趋势，表现为分布面积增大，含量强度增高、元素种类增多。

“中东部地区、矿山开采冶炼区的土壤负荷已经到达极限了，约70%的土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云南、贵州、广西局部地区很严重，化工、电镀厂里被污染面积有30%-40%，农药厂更是高达80%-90%。”宋云表示担忧。

潘响亮在西北地区做过大量的土壤修复工作。他回忆起调查过的某个废弃铜矿，土壤中的铜含量达1万多个PPM（浓度单位），而正常应该是几十个PPM，“我国的矿山重金属污染并没有真正治理”。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国从1980年代初已陆续开展了土壤污染调查工作，但仅局限于区域性，且调查污染元素又是单一的，主要以重金属为主。随着工业的发展，污染物已不仅是有害重金属，更增加了有机污染物、农药、塑料增塑剂等，呈加重趋势。

不惟偏远矿区，城市亦非净地。在搬迁的污染企业中，100个地块就有二三十个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保守估计，各类风险较大的污染场地，在全国城市及其郊区约有1万-2万个。”宋云说， “我们正朝着麻烦前进。”半个世纪之前，美国环境学家总结的化学污染物给人类带来的困境，如今依然适用。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的陈玉成教授等人收集了1995年-2011年间，国内43个大中城市3688个城区土壤重金属数据，初步确定了我国城市土壤重金属的污染格局。结果表明，“太原、南京、开封等城市已达到强度并接近极度污染水平。长江以南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比长江以北城市严重，中小城市土壤重金属污染低于特大城市。而我国城市土壤重金属单个潜在生态危害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镉、汞、铅。”这与官方相关资料显示一致。

再度调查，如何公开

面对这些指摘，南方周末记者多方求证获悉，国家即将进行新一轮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或者可以称为2006版调查的补充，新调查将针对密度不足的问题，加密调查区域。

新调查将集中在全国重点区域（包括耕地、蔬菜基地以及矿山周边地区）开展，最终各地的污染情况，粮食和蔬菜是否污染，污染物、污染程度都会用充分的数据表示。“现在还没有最终批复。但是等加密调查的结果出来，家底就基本上摸清了。”万洪富说。

据专家透露，广东、四川、浙江等地将率先启动新的加密调查。“环保部现在委托了全国几个比较大的大学研究单位做加密调查，以前是委托各地监测站。”郭庆荣说，“布点将会达到0.5×0.5，这就非常密了。

学者们更赞同将2006年的调查比作土壤的“人口普查”，而并非“摸清家底”。普查只能了解概况，它更大意义可能在于，“给国家制定决策提供依据”。

2011年底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土壤污染问题被列入四项“突出环境问题”之中。宋云在“规划”不到五百字的表述中，找到了国家重点关注的对象：“‘深化土壤环境调查，对粮食、蔬菜基地等敏感区和矿产资源开发影响区进行重点调查’，这应该是国家根据土壤调查结果的总结。”

“环保部的数据也给农业部的普查做了基础。”前述农科院专家说。2012年6月，财政部与农业部两部委联合印发了《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实施方案》，财政部向农业部拨款8.27亿，由农业部在未来五年内对全国农产品产地的土壤污染状况进行调查。

但无论新旧调查，信息公开始终是不可回避的公众话题。

据宋云介绍，美国的污染场地的大致数量和修复治理清单都进行了公布，甚至“一块污染场地修复的环境保护规划中，包括了这地块的风险评价结果、修复目标、修复进度和环境监控信息等公众感兴趣的信息”。

据统计，美国大大小小的污染地块有29万-40万处，通过实行《超级基金法》和《国家优先控制名录》，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等级评估以及等级划分，确定优先解决顺序。美国列入“超级基金清单”的污染场地有1664块。

“我国连法律都没有。就只有环评，其他都没有要公示。”宋云说。我国尚无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而作为污染土壤唯一标准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颁布于1995年，制定者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所前所长夏家淇早在6年前已着手修订标准，但却因基础研究不够，数据不足而步履蹒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