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峻，由此引发的重大社会事件屡见不鲜。其中，尤以重金属污染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大量废弃的有害物质渗入地表，对农产品安全和人类的身体健康造成重大威胁。随着相关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国家级规划的发布，土壤修复行业方兴未艾。但在蓬勃发展的同时，这个行业也衍生出门槛低、处理过程过于随意等诸多乱象。多名业内人士、环保专家向记者表示，防治重金属污染，关键在于控制源头，推进相关产业的升级改造。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让这座城市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然而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伦敦奥运会的主场地伦敦东区，却曾经是一片重金属污染严重的区域，英国政府为修复这片场地耗费了大笔资金。

在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等问题同样屡见不鲜，如云南曲靖铬污染事件、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等。重金属污染已成为近年来的重大社会问题，对我国环境安全、农产品安全等均构成威胁。

2011年，《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作为首批“十二五”国家规划出台。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土壤环境保护，加强重金属等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控，遏制重金属污染事件的高发态势。日前，由环保部牵头制定的《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已进入国务院审批程序。根据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

这一系列政策利好无疑为企业进入污染土壤修复产业提供便利条件。虽然一些先行企业深感行业技术门槛高、投入大、利润薄，其中，也不乏一些企业想借此圈地、戴“绿帽子”，甚至浑水摸鱼，但整个行业日益活跃起来已成不争的事实。

发达国家的环境修复产业起步较早。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土壤修复产业可占本国环保产业市场份额的30%～50%。我国土壤修复产业犹如初升朝阳，但随着国家对修复领域的规范管理和加大投资力度，土壤修复产业有望成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增长点。

由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寄希望于我国土壤修复技术尽快走向产业化，并梳理出一个健康的发展模式。

土地修复被当成土方工程

“在我国，污染土壤修复领域总体来说还处于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初期阶段。目前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修复工程还很少，只有极少数单位的修复技术进入到工程化或产业化阶段。”陈同斌说。

相应地，目前能够进行污染土壤修复的企业，在全国也屈指可数。

北京金隅集团从2005年开始就介入对北京工业场地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处置修复工作，作为该集团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任立明较早参与了相关工作。对于土壤修复行业发展的态势，他在日前举行的2012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生态修复论坛上这样描述：“正在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任立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不及时建立行业规范、提高行业准入门槛，这个新兴行业将很容易陷入混乱。他同时建议相关企业依据硬件条件、工程业绩等从环保部门获取资质。

“现在我们的管理太粗放，发一本资格证书就万事大吉了。”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院副院长姜林在此次论坛上表示，没有好的监管和培训，单凭发证的监管模式其作用非常有限。“仅对从业资格管理，对政府部门是方便了，出了事反正有企业担着，自己却可以免责。”姜林举例说，美国的环评做得很好，但通常并不发证书。

在任立明看来，当下挖土方的人对这一行业造成的较大冲击，恰能从一方面反映政府监管的空白。他介绍，从事挖土方的人跟业主的关系往往更近一些，有固定的利益链条，他们更容易把污染场地修复当做一般的土方活拿下。业主一般不管后续处理的工作有多难，只求把脏土移走，不影响自己的下一道工序就行。但挖土方的人把脏土挖走以后，通常都会倒掉，这必然给其他地方带来污染。

“从环保角度而言，还不如在那儿放着别动，这样污染物可能不会散发出来。相关部门应该一开始就加大资格审查和准入的门槛，这是防止行业做烂的一个有效措施。”任立明说。

任立明介绍，这与危险废弃物的处置工作类似。比如，针对废铅酸电瓶的回收处理，他的公司需要投入上千万元的资金从国外进口设备，甚至购买专利，以达到电解液的无害化处理。而无资质的垃圾回收者，往往雇几个人，把铅和塑料取出来卖，剩下的东西就随便扔了。

“同样处理一吨电瓶，正规公司的投入很大，无资质的公司或个人投入很小，这就是恶性循环。”任立明说。

很多专家认为，尽管修复工程包含部分土石方工程，但其根本目标是消减污染或降低环境健康风险。陈同斌一再强调，土壤环境修复产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土壤修复需要去除污染物或控制环境风险的相关工程技术支撑。

本土化的重要性

针对行业现状，部分受访专家呼吁，国家和行业应尽快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并完善政策法规、建立行业标准。同时，政府部门需要对土地修复施工的全过程、处置后土壤的去向进行监管；治理结束后的土地，还需要第三方进行检测。

环境咨询公司（ERM）中国公司总经理谢辉在前述论坛上表示，在行业发展中应该逐步做到分工明确，咨询、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应该由相对独立的公司分别完成。“分开才能形成制约，否则做工程监理的肯定先推销自己的技术。”

来自深圳环境监测站的一位官员也在该论坛上表示，土地修复应采用生态友好的修复方案。他认为，目前的化学淋洗修复往往是为修复而修复，只注意去除土壤中的重金属，而不太关注是否会破坏土壤中的有机质和土地肥力。另外，许多治理方式还会产生废气、废渣，怎么处理这些二次污染的问题也需要慎重应对。

“矿山、农田、工业场地的污染土壤修复，技术都不一样。”在中循环（北京）环境技术中心总经理龚宇阳看来，生态系统工程是能力建设，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

记者了解到，我国的土壤与外国的往往不一样，污水处理等环境领域也许容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但土壤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空间变异性大。有国外企业曾经发现，伦敦奥运场地的污染土壤修复技术，未必适用于北京的土壤修复。

不仅如此，国内的地域差异也比较大。由于气候、土壤不一样，在深圳能用的技术，在北京却不一定能用。

由于土壤和其他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性，要求土壤修复技术必须本土化。因此，在修复领域，发展适合国情的修复技术和工程设备对修复产业的健康和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农田修复更急迫

同样是重金属污染，随着城市地价的飙升，城市的污染场地与农村污染农田得到的关注迥然不同。

“谁买单、修复资金的筹措、技术的选择，各国的情况并不一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环境修复与资源工程研究室副主任雷梅研究员表示，很多西方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技术也比较成熟，其土壤污染问题相对较好控制。我国情况则不一样。我国受污染的农田面积远远大于污染场地。污染场地基本上都能找到业主，因为土地价格高，开发商愿意买单，修复成本容易从房地产开发收益中得到弥补。但污染农田究竟由谁来承担责任还是一个问题。

“中央和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精力投入这么大面积的污染土地修复，这就需要探索一种与地方经济、地方习惯相结合的可以推广的修复模式。”雷梅说。

雷梅是陈同斌的土壤修复团队的一员。该团队设计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和产业化等整个产业链的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土壤修复产业上下游之间的技术衔接和大规模工程应用。让雷梅感触较深的是，要做好整个产业链的工作，不仅缺各种专业人才，资金紧缺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因为农田土壤修复技术及其修复成本往往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需要通过政府渠道予以补贴。

在国家“863”计划、重金属治理专项资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个重大项目的连续支持下，陈同斌团队最早在国内发现超富集植物材料并形成成套植物修复技术和大规模植物修复示范工程，他们还把植物修复技术与修复剂以及微生物措施结合起来，形成一套高效率的强化植物修复技术和多元化的植物修复技术。

“尽管我们在广西、云南、湖南、河南等地使用的植物修复技术已经成熟，已经在上千亩农田中得到大规模的产业化应用，但是我们还必须继续创新和优化现有的修复技术，以不断降低成本；同时将修复工作与当地的经济作物种植结合起来，在修复的同时让农民获得一定的效益。这样才能更利于修复技术的推广。”雷梅说。

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徐应明认为，目前，政府尚未公开有关农田土壤污染方面的调查数据，如果几千万亩土地因为被污染而无法生产粮食，这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污染农田应该考虑边生产、边修复的模式”。

警惕盲目修复

一方面是大量污染土地得不到修复，污染情况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则是个别地方试图花几亿元修复治理一片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对于这种极端的反差，业界专家称之为“行业初起的乱象”。

“国家虽然可以投入资金，但是这些资金要发挥最大的效益。”陈同斌介绍，某地要投入巨资修复一块农田，但上游有很多尾矿库，每年随着河水泛滥会有不断被污染的可能性，因此投入那么多资金修复，实属没有必要。

盲目修复的例子并不只有这一个。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党志认为，如果重金属矿在地底下没有被开采，则不存在土壤污染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风险没有任何暴露的情况下，不必进行大规模的修复。相反，如果贸然实施修复工程，使土地的性质发生改变，反而会产生问题。

“各地为获得环保部、发改委等的资助，采用很多不必要的技术，这种思路有问题。有些风险不大的污染土地，值得花几亿、几十亿元吗？”党志在此次论坛上表示，重金属不同于其他污染物，其去除和消减都十分困难，因此应进行源头阻隔或者采取固化、稳定化措施。

“还需要时间，需要积累工程经验。”党志说，“5年后有些重金属污染问题也许就不难解决了。”

陈同斌指出，减少污染土壤的水土流失，也就是减少土壤中的污染物对环境产生的二次污染。而通过建立良好的植被系统，可以避免重金属随水土流失而迁移，是一种较好地固定土壤中污染物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