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污染防治要实现“四个转变”。一是在防治对象上，逐步由以常规污染物为主向常规污染物与高毒性、难降解污染物并重改变；二是在防治方法上，逐步由单一控制向综合协调控制转变；三是在防治模式上，逐步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管理模式转变；四是在防治目标上，逐步由总量控制为主向全面改善环境质量转变。

和谁对话？

赵华林，1957年7月出生，河北省张家口市人。1976年参加工作，1982年入党，环境工程硕士。2002年1月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污染控制司助理巡视员；2002年5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保局副局长、党组成员；2005年6月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污染控制司副司长、巡视员；2008年8月任环境保护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2010年12月任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司长。

为什么对话？

作为环境保护的主阵地、主战场，污染防治工作的好坏必然牵涉“十二五”时期环保工作的全局。我们想知道，“十二五”时期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基本任务是什么？污染防治工作如何实现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战略转变？污染防治工作为什么要在防治目标上逐步实现由总量控制为主向全面改善环境质量转变？

对话人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司长 赵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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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十二五”期间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环境形势

关键思路 不加快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记者:“十一五”期间，在全国经济总量增加69.9％、城镇化率提高7％、年能源消耗总量增加10.3亿吨标煤的情况下，全国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超额完成。您认为“十二五”期间污染防治工作面临什么样的环境形势？

赵华林:“十二五”期间，摆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工业总体规模庞大，但工业现代水平不高、制造业依然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各种资源及能源生产和消费量巨大，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主要污染物减排面临巨大压力。

当前，中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7.3亿吨)，约占全球产量的49％；水泥产量世界第一(20.7亿吨)，占全球产量60％；纺织品产量世界第一，每年供世界人民每人4件衣物；汽车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平板玻璃产量4.4亿重量箱，是全球产量的一半；煤炭消费量世界第一(34.8亿吨)，占全球一半；铝消费量1724万吨，占全球1/3；石油消耗4.7亿吨，55.2％依靠进口。

从能源消耗来看，我国的能源结构为煤炭68％、石油19％、天然气4.4％、非化石能源8.6％。而世界平均能源结构是煤炭29.1％、石油35％、天然气24.1％、非化石能源11.8％。“十二五”期间，我国计划能源结构变化为煤炭63％、石油17.7％、天然气8.3％、非化石能源11％。能源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十二五”期间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从污染物排放总量上看:我国COD排放量世界第一，2010年1238.1万吨；SO2排放量世界第一，2010年为2185.1万吨；温室气体排放量世界第一，2009年全球排放量300多亿吨，中国则为66亿吨，大于全球排放总量的1/5。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仍然十分严重，一些深层次环境问题不断涌现。2011年上半年，我国七大水系中，海河、松花江水系高锰酸盐指数平均浓度高于Ⅲ类水质标准，黄河、辽河、海河、松花江、淮河水系氨氮平均浓度高于Ⅲ类水质标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城市大气灰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日渐突出，灰霾天数占到总天数的30％~50％；水电过度开发、水资源不合理调度问题突出，部分地区“有河皆干，有水皆污”；部分海湾河口生态破坏严重，赤潮、绿潮等生态灾害、溢油等重大海洋污染事故时有发生。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10.48％，然而却消耗了世界60％的水泥、49％的钢铁和20.3％的能源，承担着世界90％以上的稀土市场供应；能耗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大约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使经济发展质量难以提高，资源环境也不堪重负。这就是“十二五”我们面临的环境短板效应。温家宝总理指出:“不加快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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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十二五”污染防治的总体思路

关键思路 “十二五”污染防治工作可以概括为“4个三”，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十二五”期间污染防治要实现“四个转变”

记者: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污染防治工作强调“出重拳、用重典”，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赵华林: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已经构成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对主要矛盾。改革开放初期，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推动经济增长，当时的环境和资源还处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

“十二五”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向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转化。我们必须由以发展速度为主向以发展质量为主转变，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要“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环境保护，在保护环境中推进经济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充分说明我们在指导思想和工作实践上已经超越了资源环境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阶段，进入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新阶段。

对于“十二五”，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十二五”期间，仍然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期，我们还是要大力发展经济，这就意味着将带来巨大的环境压力；又是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矛盾的凸显期，污染防治工作的难度和压力继续加大。“十二五”期间，必须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逐步提升发展质量。在这一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加强污染防治工作。

在今年的全国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强调，污染防治是环境保护的主阵地、主战场。我们认真总结分析了过去一段时期的工作，基本评价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松。一是部分地方党委政府不能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甚至干扰正常的环境监督管理，环保部门履职的底气不足；二是部分地方环境监管不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纵容、包庇违法排污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比较猖獗。因此，“十二五”污染防治的主基调就是出重拳、用重典，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坚持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着力解决影响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坚持质量为本、民生至上，努力提高公众的环境满意度。

记者:“十二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赵华林:2011年9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大连就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饮用水、大气、土壤污染和垃圾处理问题，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影响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要充分利用市场、行政和法律手段，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决策、区域流域综合治理、污染源控制治理3个方面下功夫，通过全防全控、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改善环境质量。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指明了“十二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思路。

“十二五”污染防治工作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4个三”:保护的目标是大气、水、土壤三大环境要素；“十二五”污染防治的重点突出重金属、化学品和危险废物3类污染物；污染防治工作要充分运用目标责任制、创建环保模范城市和环保核查3个手段；污染防治要实现“三防三控”，即全防全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所谓“全防全控”、是要针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废弃处置的各环节实施全过程、全周期的全面防控；所谓“联防联控”，是要在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针对不同环境要素实施联合防控；所谓“群防群控”，是要充分调动企业职工、周边居民和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实现群体防控。

按照这一总体思路，“十二五”期间污染防治要实现“四个转变”。一是在防治对象上，逐步由以常规污染物为主向常规污染物与高毒性、难降解污染物并重改变；二是在防治方法上，逐步由单一控制向综合协调控制转变；三是在防治模式上，逐步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管理模式转变；四是在防治目标上，逐步由总量控制为主向全面改善环境质量转变。

在这里强调一点，“十二五”期间，污染防治要突出发挥环保核查作用。环保核查是污染防治手段上的重要创新，是“四个转变”要求的集中体现。其核心就是通过核查的形式，推动污染企业将污染防治的各项要求落实到位，从根本上由污染末端治理转向污染全过程控制。环保核查、环评审批、总量减排，共同构成当前工业污染防治的“三驾马车”。“十一五”开展了制革、稀土等重点行业环保核查和上市企业环保核查，在推动企业加大投入、深化污染防治方面成效明显。“十二五”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动重点行业环保核查和上市企业环保核查。

记者:在您看来，“十二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赵华林: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必须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形势和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综合分析，明确重点。例如，PM2.5是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另外，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重金属污染日渐突出，危害群众健康、影响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也要列入我们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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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污染防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有哪些改变

关键思路 创新、综合、协同、精细是“十二五”污染防治工作的标志性语言

记者:“十二五”污染防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会有哪些改变？

赵华林: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污染防治工作综合管理、协同作战的特点将更为明显。创新、综合、协同、精细，是“十二五”污染防治的标志性语言。

“十二五”污染防治要突出利用好3个手段。一是行政审批，从源头上控制新增污染。二是环保核查，推动现有排污企业全面落实防治措施、提升污染防治水平。三是目标责任制，通过创模、城考、转方式检查等综合手段，推动地方政府落实环境保护责任。3个手段协同配合发挥作用，共同推动污染防治工作。

“十二五”污染防治工作，要从3个层次推动。最主要、最关键的是综合决策层次，在区域发展布局、经济政策制定、干部政绩考核等方面入手，将污染防治的要求更有效、更深入地融入综合决策。其次从区域流域层次，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通盘考虑。第三是污染源的层次，污染防治工作最终一定要落实到污染源的防治。这几个层次理清了、抓好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全防全控，这也是我们“十二五”标志性的语言。

记者:如何理解污染防治模式逐步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管理模式转变？

赵华林:举一个例子，过去衡量减排效果，我们偏重结果。但是到现场实地检查时，有的监测数据十分奇怪，污水处理厂出水的COD比自来水还低。这怎么可能呢？实际上，部分污水处理厂在应对环保部门的检查时，存在“开机欢迎，关机欢送”的现象。下足表面功夫，凭借完整的监测数据和达标的出水水质交上看似完满的答卷。而检查结束后，一切照旧。

后来，我们改变了策略，在重视后端数据的同时，注重前端数据。我把这种方法戏称为“羊论”。我在新疆工作过3年。对牧羊人来说，羊有没有长肉、长多少肉怎么来判断？把羊一个个放到秤上去称是最准确的，但显然不现实。他们有一套传统的方法，即通过羊吃了多少草来判断羊长了多少肉。同样道理，在污水处理领域，有一个基本的概念，0.3度电处理一吨污水。如果你的电没用到，则水肯定没有处理到位。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监督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用更为专业的话表示，就是重视过程管理，注重过程策划、过程实施、过程检测和过程改进。

目前，我国污染防治面临的问题是污染企业多、污染防治要求多、污染防治人员和水平相对不足，管理总体粗放。但是，另一方面，污染防治工作信息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水平也在逐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是有一定基础的。上海、浙江等地在精细化管理方面均有明显进展和成效。“十二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创新思路，用精细化管理机制确保企业生产各环节的污染防治要求都得到落实，推动终端达标排放；确保政府管理各环节的污染防治措施都得到落实，推动环境质量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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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如何完成“十二五”污染防治的任务

关键思路 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改革创新的精神，依靠广大群众

记者:“十二五”污染防治任务十分艰巨，作为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司长，您是否有信心完成“十二五”污染防治的任务？

赵华林:要做好“十二五”污染防治工作，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我理解井冈山精神主要有3点:一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十二五”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的压力仍然很大，又是环境与社会的矛盾凸显期。这么严峻的形势下，没有坚定的信念、必胜的信心，看不到污染防治的出路，就不能积极、主动开展工作。要相信污染防治一定能成功，你才会去努力，才有可能成功，所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是虚的。

二是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环保新道路，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经济发展了，污染防治面临的形势、我们工作所具备的条件、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均会相应地发展变化，必须要适应新的形势和条件，有所突破和创新，利用新的手段、新的方法、新的机制来推动污染防治工作，这本身就是在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我们讲环保核查是一种工作手段的创新，这就是探索环保新道路的一个具体实践。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手段需要探索。

三是要依靠群众。近年来铬渣污染防治、PM2.5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群众监督是对污染企业和政府环境管理最广泛、最及时的监督，社会舆论是推动污染工作的有效力量。充分依靠群众，能够确保我们的工作及时、有效。

“十二五”污染防治的形势十分严峻，我们没有退路，必须迎难而上。我有一个理论，叫“狗论”。我们各级环保部门就好比环境的“看家狗”，忠诚守卫公共环境。主人是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环保部门要充分发挥“叫”和“咬”的作用，对危害环境的行为发出预警和监督，及时向主人报告；对污染环境损害群众健康的违法行为，坚决捍卫主人利益，用力撕咬。

我想，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坚决履职，加强与各方面的协调配合，认真贯彻国务院和环境保护部党组的工作部署，“十二五”污染防治的任务就一定能够完成。